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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的经济奇观是未来政治转型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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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的经济奇观是未来政治转型的前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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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6-02-14 2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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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在2025年纸面数据上实现了5%的增长，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实现了全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顺差，达到1.1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这一数字甚至超过许多中等经济体的GDP规模。工业产出持续扩大，制造能力不断升级，从服装、化妆品到高端机床、半导体设备，中国制造正全面进入技术密集化阶段。
这一宏观图景很容易就被纳官方熟悉的叙事框架：极权体制具有独特的效率优势，中国正在“技术型崛起”，并将凭借经济实力巩固威权统治，民主转型无望。这种叙事不仅存在于中共官方宣传中，也影响着部分西方观察者，甚至成为“技术威权主义”的理论辩护素材。在中国民间，也有很多人担心如果中国工业能力和技术实力越来越强，是否意味着极权体制会因此变得更稳固，构成政治合法性的持久基础，民主转型彻底无望？这是当前中国政治经济讨论中最核心的问题。
然而，这种忧虑建立在一个隐含前提之上，即经济增长必然强化政权合法性。若仅从经济结构本身观察，这一前提并不成立。事实上，中国当前的经济结构，尤其是所谓的“K型经济”，正在孕育民主转型的深层制度性张力。
所谓“K型经济”，指经济发展呈现出两条分化轨道：一端高速上行，另一端持续下行，形似字母K的两条分叉线。在中国，上行轨道是国家资本与权贵资本密集的工业体系，包括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军民融合产业、央企与地方国资主导的投资项目等。这一轨道的核心特征并非市场驱动，而是政治动员型增长，以政权安全逻辑、产业政策动员、行政资源配置与补贴体系共同推动工业扩张。工业增长成为政治工程，而不仅是经济行为。
下行轨道则是社会与民生经济，包括居民消费、生育率、民间投资、服务业就业与中产财富，这一轨道持续探底。消费信心萎缩、房地产资产缩水、青年失业率高企、生育率断崖式下降，构成社会经济循环的衰退趋势。
传统工业化路径是工业增长、收入提高、消费扩大、中产壮大、政治参与增加。而中国的K型路径则呈现出反向逻辑，工业增长、国家资本扩张、居民资产缩水、消费收缩、社会信心崩塌，生产越强，社会越穷，国家财富与社会财富发生结构性脱钩。这种脱钩并非偶然，而是中国极权主义制度的内生结果。
威权体制常以经济增长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替代来源。然而，这一逻辑有一个隐含条件，增长必须被社会广泛感知为自身福祉的提升。当增长主要服务于国家机器、权贵资本，而未能转化为普通民众的生活改善时，增长本身反而会削弱合法性。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一旦与社会感受脱钩，就从“合法性来源”转化为“合法性悖论”。
中国当前正处于这一悖论阶段。工业产值持续扩张，贸易顺差屡创新高，但社会零售总额增速徘徊在极低水平，居民信心指数持续低迷。这种宏观数据的背离意味着，经济增长已经无法形成普遍的社会认同基础。经济越集中于国家机器，社会越被排除在增长红利之外，形成压制成本与意识形态动员成本就越高。
K型经济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增长失速，而在于社会阶层的断裂。当经济增长不再改善普通人生活，而仅服务于国家机器，社会阶层之间的感知鸿沟将持续扩大。上行轨道中的人群——权贵资本、国企体系、技术官僚——与下行轨道中的普通劳动者、中产阶层、青年群体形成制度性鸿沟。这种鸿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贫富差距，而是制度划分的社会成员不同的命运鸿沟。
阶层断裂意味着政治认同的断裂。社会成员不再将国家视为自身利益的共同体，而是视为掠夺与控制的外部力量。这种心理结构的变化，是政治转型的深层社会基础。
民主转型从来不是线性进程，而是社会矛盾累积后的临界点事件。中国的K型经济正在制造这种临界张力，国家资本不断扩张，侵蚀民间经济空间；工业机器持续加速，而社会系统衰竭；人口结构快速老化，财政与社会保障压力积累；中产阶层资产缩水，政治稳定基础削弱；青年群体被排除在上升通道之外，形成整体未来无望感。
这些因素并不直接导致民主化，但它们削弱了极权体制的社会基础，并积累了制度性转型压力。历史经验表明，民主化往往发生在经济结构出现无法通过技术治理修复的制度性失衡，和社会阶层形成对制度的普遍性不满与替代性想象这两种条件叠加时。中国的K型经济，正在为这两种条件提供基础。
从短期看，K型经济确实为极权体制提供了资源动员能力与国际博弈筹码；从长期看，它却在掏空社会基础，制造阶层断裂与制度性张力。因此，仅从经济结构层面观察，中国的民主化因素并非被工业升级消解，而是在K型经济中被加速孕育。极权体制可以制造增长，但无法制造社会认同；可以动员产能，但无法替代社会循环；可以延长统治，但无法消除制度矛盾。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前的经济奇观，正是未来政治转型的前奏。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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