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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退出成为临界点的催化剂——极权的终点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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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退出成为临界点的催化剂——极权的终点之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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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民生编辑1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25-12-16 2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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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极权体制的终局时，人们习惯寻找“事件”——一次抗议、一场危机、一次权力更迭，仿佛历史总需要一个清晰可指认的起爆点，才能完成从稳定到崩塌的转折。但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就会发现，真正决定体制命运的，往往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之时，社会是否还愿意为体制继续付出代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下年轻一代中广泛出现的“躺平”“摆烂”“润”，常常被误读为道德问题、意志问题，甚至被归咎为心理脆弱、价值虚无。但若停留在这些层面，便会错过对历史进程真正关键的判断。事实上，这些选择并非偶发的情绪波动，而是极权体制运行至后期，在长期结构性挤压下所引发的理性回应。它们不是抗议的语言，而是退出的语言。
习近平时代最大的误判之一在于它以为高压可以替代认同，却没有意识到当年轻一代选择退出时，体制连压制对象都在流失。中国的年轻一代，正在以一种安静却广泛的方式，与体制发生系统性脱钩。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反叛一代”，而更像是“脱钩的一代”。而一个体制的终点，往往并不是在公开对抗中到来，而是在被大规模退出之后，才由历史最终确认。
任何能够长期运转的极权体制，都依赖一个很少被公开讨论、却始终有效的前提，即每一代年轻人，最终都会进入体制预设的轨道。这种“进入”并不必然表现为政治参与，而更体现在对既定秩序的接受——劳动分工、等级位置、意义叙事以及对未来的官方想象。只要年轻人仍然愿意把个人前途与体制前途捆绑，极权体制赖以运行的关键资源——廉价劳动力、风险承受者与时间缓冲器——就能持续再生产，从而实现权力的自肥与延续。当代中国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这一前提正在失效。
在极权体制的运行结构中，年轻一代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变量，而是承担着高度功能性的角色。他们是风险的主要吸收者，制度失误的主要消化者，不公平结构的主要忍受者。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这种承载往往被包装为“奋斗”“机会”与“上升通道”；而在增长停滞、结构固化之后，它逐渐演变为一种单向度的消耗。但只要年轻人仍然愿意相信“再忍一忍就会轮到自己”，体制的结构性问题就可以被不断延迟，而非真正解决。“躺平”“摆烂”“润”的出现，意味着这一缓冲机制开始整体失灵。
“躺平”并非拒绝劳动，而是拒绝继续承担一个不再给予回报的风险结构。在上升渠道高度收窄、收益与努力脱钩、失败却被道德化的环境中，继续投入已经不再是理性选择。当年轻人选择躺平时，最重要的变化并不在于产出本身，而在于体制惯用的风险转移路径被切断。过去，制度性问题可以通过个体奋斗被内部化；现在，这些问题开始重新显现为公共层面的压力。这并不会立即引发冲突，但它显著降低了体制对任何外部冲击的承受能力。
如果说躺平是对动员逻辑的否定，那么摆烂则是发生在体制内部的去信仰化过程。摆烂并非违法或越界，而是严格按照规则运行，却拒绝任何额外投入。在高度科层化的体制中，真正维系效率的，并非制度文本，而是大量基层人员在规则之外的补偿行为——灵活处理、超额付出、个人兜底。摆烂的普及，意味着这种隐性补偿被系统性撤回。当大量年轻人进入体制、企业、基层岗位，却普遍采取“摆烂态度”，意味着规则仍在，但信仰已死；组织仍在运转，但效率不断坍塌；权威仍在发号施令，但无人真正认同。这不是反抗，却比反抗更腐蚀体制。结果是，系统开始完全暴露在自身设计缺陷之下，反应迟钝、成本飙升、对突发事件的适应能力急剧下降。此时，即便并不严重的冲击，也可能被迅速放大为整体性危机。
“润”则是在时间维度上最具破坏性的退出形式。它不试图改变体制，也不参与博弈，而是直接否定体制作为人生载体的合理性。这种选择所带来的，不只是人才与资源的流失，更重要的是未来叙事的破产。当年轻人已经用行动表达对未来的判断，体制再试图通过“长期规划”“阶段性牺牲”来换取当下服从，就会失去现实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需要“再忍一代人”的政治安排，都不再具备心理可行性。
旧体制之所以能长期延续，并不在于它多么高效，而在于每一代人都愿意等待，等经济更好，等制度更成熟，等“这一届过去”。而年轻一代，是第一代不再等待的一代。不是因为他们更急躁，而是因为他们已经通过经验得出结论，等待本身，就是被管理的方式；希望本身，就是统治的工具。当等待被系统性放弃，体制就失去了最关键的缓冲层。这正是“临界点”的含义——不是抗争爆发的那一刻，而是不再下注于体制未来的那一刻。
需要强调的是，年轻一代的退出并不制造临界点本身。临界点本身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早已存在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之中。退出的真正作用，在于终止了延迟机制。当风险不再被吸收，效率不再被补偿，未来不再被承诺，体制就失去了缓冲空间。于是，当某个原本可以被消化的事件出现时——经济下行、财政吃紧、政策失误、外部冲突——它将直接撞上结构极限。所以年轻人的“退出”会成为临界点的催化剂，这是为什么许多体制性的转折在事后看来显得突然，却在事前并无明显征兆。
年轻一代并没有主动去“推翻”什么，他们未必会成为某种英雄主体。他们不一定上街，不一定组织，不一定牺牲。但他们正在做一件更根本的事情，他们只是退出，让旧体制赖以运转的社会机制逐一失效。他们只是退出，却是切断了极权体制与未来的连接。他们所做的，只是用一种方式，宣告极权的结局：我们不再把你当作未来。
习近平时代的中共真正危机，不在于它扑灭了所有民间反对力量，而在于正在失去一个愿意把命运寄托在它身上的世代。在历史中，真正的终结往往并不发生在最喧嚣的时刻，而是在悄无声息的阶段完成——当年轻一代不再进入，体制已经失去了继续延续自己的能力。当一个体制失去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投注，它的终点，已经不是“会不会到来”，而只是还剩多少时间。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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